1934年10月·贵州甘溪

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死街。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上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三个人身后跟着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恶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将是充满艰辛与磨难的远征。

这一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南北走向的小镇，小镇被险峻的山岭环抱着。

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仰。

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那片根据地在山高林密的江西境内，有一个至今令无数中国人向往的名字——井冈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局势日益恶化，“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因此必须撤出根据地，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运用游击战争“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仓促的准备之后，第六军团在八月七日这个炎热的日子里动身了。他们不知道撤离根据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什么意义，他们不知道此刻的撤离对于他们几乎等于在走向虎口，他们甚至连最终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

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四天之内，第六军团七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其中还有十名女性，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间，令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突围的红军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并宣布了第六军团领导成员，除了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外，其余的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他们是：军团长萧克，二十六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二十六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三十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三十岁。第六军团的战斗部队分为两个师：军团长萧克兼任十七师师长，十八师师长由三十岁的湖南人龙云担任。然后，年轻的军团领导和红军官兵召开了大会庆祝突围成功。可就在他们群情激昂地高呼“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时候，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敌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第二天就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显然，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过早地庆祝了胜利，因为接下来的突围在铺天盖地的“围剿”中几近出生入死。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一个叫蔡家埠的渡口，他们这时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但是，进入山区便可以暂时立足的想法很快就被这片荒山的极度贫瘠粉碎了。为了部队能够生存，只有再次突围。第六军团先是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他们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是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他们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在广西与湖南交界处的武冈山地区坚持到九月二十日，然后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

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

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当第六军团按照命令开始折向北的时候，国民党军很快调整了部署重新包围上来。数次交战之后，第六军团在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的荒蛮地区再次陷入严重危机。九月二十五日，湘军第三十二旅和第五十五旅的猛烈阻击使他们无法按照预定路线前进，而桂军和黔军也火速自南向北包抄而来，第六军团被迫绕行在广西边界的大山中。二十六日凌晨时分，他们发现自己绕到了敌人早已部署完毕的阻击阵地前。

桂军第二十四师的机枪子弹暴雨一般，第六军团必须打开通路，红军官兵只有迎着密集的子弹挺身而上。整整一天的激战令第六军团伤亡严重，他们只有再次进入荒山野岭之中，但是这一次敌人紧追而来。军团命令十八师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阻击，以掩护军团主力突围。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当放弃阻击阵地的命令传来时，两个团都没有了撤退的后路。这是挣脱罗网一般的突围：五十二团伤亡一百五十人；五十四团损失殆尽，团长赵雄阵亡，团政委身负重伤。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旧州。在旧州，第六军团不但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而且还得到了急需的给养，随军的担子中又多了数万块银元和一部无线电发报机。更令军团长萧克惊喜的是，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而在这之前，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时所依靠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那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只是，这张极其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名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询问。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的英国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虽然我没有路费，但是在上帝那里什么也不缺，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中国仿佛就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一九二二年，比亚吉特传教士在一条日本船上漂泊了二十天才到达中国。他长途跋涉至贵州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一待便是十二年。他结了婚，给自己取了“复礼”这个极具中国色彩的名字，而之所以选择“薄”姓，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汉字有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啬、轻视、轻率等异常丰富的内涵”。

此刻，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极其紧张，因为红军要求他尽快筹集足够数量的银洋、枪支和药品，而薄复礼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薄复礼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半的时光，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整整五十一年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安度晚年的薄复礼与已经成为新中国高级将领的萧克彼此又获得了消息，萧克在致薄复礼的信中说：“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五十年前你帮我们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横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北靠近红三军。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做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敌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掉头向东北方向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一条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敌军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就只有通过石阡县城向东北延伸而去的那条土道。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定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返，向着贵州东北方向，一步步走进了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行军序列是十七师、军团部和十八师。十七师五十一团为前卫团，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刀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情况。往后，周仁杰可以看见跟随五十一团团部的军团参谋长李达和跟随三营营部的五十一团参谋长马赤。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刀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镇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

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了，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见多识广的邮差说他没有在石阡方向发现军队，报纸的报道中也没有国民党军在石阡地区活动的蛛丝马迹。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日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围困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尽管情况很好，却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坐在湿漉漉的路边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围着火堆边烤衣服边唱歌吧。但是，红军官兵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中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地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

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里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愈加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第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这一切令周仁杰恍惚觉得敌人并没有出现，刚才在镇口突然闪出的桂军仿佛只是一个幻觉。

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

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官兵惊异万分，他们顺势用桌子和凳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地四处射击，一边急速地向镇外撤退。

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所有史料，也无法查清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在九时至十二时的三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什么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了企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内，他们既没有下达任何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一旦遭到袭击部队如何行动的作战方案。而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桂军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之外，整个第六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桂军在这三个小时里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迫击炮阵地设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桂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棱线的低矮树丛中时隐时现，令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一个营规模的桂军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道浑浊的泥水正沿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桂军——其领头的一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沟，这条暗水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掀开头顶上的木板射出的。

短暂的交火之后，大批桂军成散兵队形沿着干河道冲过来。

桂军设置在制高点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掩护步兵前进。

这支一直追击着第六军团的部队，属桂军第十九师周祖晃部。

当桂军快要冲过河道的时候，周仁杰突然站了起来，驳壳枪和呐喊声同时响了：“打！”

此时，周仁杰依然没有接到上级的战斗命令。

在桂军被子弹和手榴弹暂时压制的空隙里，周仁杰迅速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在原地阻击，命另外两个连爬上附近的一个无名高地挖掘工事，以迅速扫清机枪的射界。周仁杰的部署刚刚被实施，桂军又开始了兵分两路的冲击：一路仍从正面，另一路从侧翼的白虎山向下冲。桂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步兵很快逼近了红军的阵地前沿，其中的一部甚至已从阵地的右翼突了进来。

周仁杰问身边的教导员：“团部有什么指示？”

锡教导员回答道：“没有。”

周仁杰，湖南茶陵县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参加游击队，十八岁加入工农红军，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他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目睹过许多与他一样年轻的红军伤残或死亡，他早已不再考虑自己究竟能够活到哪一刻，尽管他和所有的红军一样曾无数次地梦想过美好的未来。

周仁杰沉默了一下，对他的教导员说：“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

甘溪镇的枪声令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另一位营长刘转连顿时警觉起来。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开始迅速跑步前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他的先头部队一连已经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山沟里。一连此时的处境几乎是绝境：山沟的一面是陡崖，官兵全部被压在沟底；而崖上的敌人一边居高临下地扔手榴弹，一边逐渐向下挤压。一连的通信员冒死从沟里爬了出来，报告说：一连没有手榴弹了。不但崖上有敌人，在沟底，身后的敌人正在大量增援。

与周仁杰同龄的刘转连也来自湖南茶陵县，他十八岁时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县苏维埃政府秘密交通员的革命身份。参加红军后，曾在苏区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德国人，以及马克思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刘转连与周仁杰一样是战争的幸存者，当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新中国诞生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方的一个军区任中将副司令。

而在一九三四年的这个十月间，刘转连面对绝境的唯一念头是：不能让敌人冲下来，因为身后是毫无准备的军团机关。他命令一连坚持住，命令二连带机枪从侧翼迂回接敌，以减轻一连的压力。他还要求营部通信班和三连每人拿出一颗手榴弹支援一连。手榴弹是由人组成的插入前沿的一条传递线递过去的。得到手榴弹的一连立即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往下挤压的桂军暂时被遏制了。

刘转连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向后看了一眼，他知道，必须在这里为大部队冲击出一条通道，无论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然而，就在这时，桂军的枪声突然稀疏了。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时刻。

尽管前面已经发生了战斗，但第六军团的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依旧在通往甘溪镇的土道上缓慢向前。而桂军在正面进攻受到阻击之后，已开始分成两路向西运动，企图直接侧击第六军团。这就是说，此时此刻，红军与桂军双方的主力仍在迎面运动。于是，当第六军团指挥机关突然发现敌人就在眼前时，已经来不及给部队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了。

在先头部队五十一团的阻击方向上，桂军大部已经冲进了甘溪镇，并在镇南一个叫青龙嘴的高地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桂军猛烈的火力冲击令红军很难守住这一地势上的要地，军团机关被迫作出了全面撤退的决定。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一个机枪连与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向东南方向撤退。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与军团机关和部分官兵一起离开土道折进了没有道路的山谷密林中。而已被分割包围的四十九团、五十团和五十一团，为了给军团机关赢得宝贵的转移时间，拼死阻击着桂军洪水般的冲锋。桂军武器精良，每个班都配有机枪，数十挺机枪一齐扫射，谷底中岩石上火光四射，坡上的枯草被飓风般呼啸的子弹引燃，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甘溪镇上空。

一营营长刘转连在最后关头开始组织正面强攻，力图给被包围的红军杀开一条血路。副营长樊晓洲命令机枪火力掩护二连冲击。红军士兵手扒着陡峭的崖壁缝隙，头顶着如雨的枪弹向上爬。不断地有人掉下来，不断地又有红军接着拥上去。在一排排长的带领下，二连最终爬上了敌人的阵地。司号员蔡百海在爬上崖顶的那一瞬间，一手提着号一手提着马刀喊：“营长命令，冲呀！”二连的官兵终于用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冲击线上撕开了一条裂缝般的生路。四十九团与五十团的官兵混杂在一起，从这道裂缝间向南撤去。他们不知道，前面一个叫羊东坳的山涧会成为他们的死亡之地。

羊东坳山深涧狭，只有一条很窄的水槽从那里通过。退下来的红军官兵拥挤在一起走上水槽，很快，木制的水槽断了。红军在水槽断裂的那个瞬间听到了迎面两百米处桂军阵地上响起的机枪射击声。桂军将数挺机枪聚集在一起，射出的子弹被狭窄的山涧挤压得异常迅疾而锋利，红军即刻出现大量伤亡，倒下的人重重叠叠地摞在了一起。到第二天战斗结束时，当地四百多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这条山涧里的红军的尸体全部掩埋掉。

这一天傍晚，接近十七时的时候，周仁杰的前卫营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他们把重伤员集中放在了镇东南尖峰山鞍部的草丛中，然后便在当地青年农民陈正财的带领下匆匆撤离了战场。三十九年后的一天，已经六十一岁的周仁杰再次来到了位于贵州东北部的这片草丛中，茂密的野草迎风而立，令山岭间萦绕着无边无际的低吟。身边的乡亲对周仁杰说，当年留在这里的红军伤员大部分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后就地杀害了，少数还能动的自己爬到悬崖边滚了下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甘溪之战结束了。

受到国民党军凶猛追杀的红军第六军团，经过整整两个月异常顽强的突围之后，除了流尽鲜血永远倒下的官兵外，其余的红军相互间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分散消失在中国西南部山高谷深的茫茫密林之中。

第二天，贵州军阀首领王家烈派出黔军的一位团长，挑着茅台酒和猪肉来到甘溪镇慰问刚刚打扫完战场的桂军。双方聚集在镇中一个地主家的院子里吃饭喝酒，用各自的乡音开了些猥亵的军中玩笑，然后相继离开了甘溪镇。

又过了几天，国民党第二十五军镇远行营参谋长黄烈侯给被打散的红军官兵可能流动的各县发出了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集中民团武装，左臂上佩戴好易识别的标记，在各个要点进行严格搜捕；侦探更是要不分昼夜地活动，随时把情报报告给政府军。命令要求尽快筹集粮食、草鞋、盐巴和大洋，以满足政府军的作战需要。同时还特别规定，无论政府军的长官到达哪里，县长和区长都要立即出面欢迎。命令最后警告县长和区长们小心自己的脑袋：“以上各条令县长、区长立即遵办，倘有迟延违误，查实即以军法枪决。须知本职法出令随，切勿以身试尝为要。”

又过了些天，内地一些报纸的角落里出现了一块篇幅不大的新闻，题目是：《流窜数月之萧匪近日覆灭于黔东》。

除此之外，在贵州东北部那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周围发生的一场惨烈的战斗，并没有给一九三四年的中国留下特别的痕迹。

一九三四年开春以后，全国气候异常。不停歇的暴雨导致面积广袤的国土上数条江河决口，大水肆意倾泻摧毁了无数房舍和苗田。而在被称做“人间天堂”的江浙一带，春来却一反常态地没降一滴雨，沟渠干涸，早稻枯萎。于是，全国一半以上地区的农田在夏收还没到来之前便已收成无望。在城镇里，工业原材料价格失控导致物价开始崩溃，抢购之风刚过，市面立即萧条，倒闭势头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工厂，连橡胶大王陈嘉庚都宣布破产了，银行大门外昼夜挤满了等待兑现的市民。失业的产业工人、入不敷出的手工业者和衣食无着的农村难民混杂在一起，遍布在密如蛛网的乡村土道和水陆交汇的城镇街道上。随着炎热季节的到来，整个国家的疲惫消沉如同暑气蒸腾的热雾一般四处弥漫。

自民国开国以来，军阀们无休止的混战如同一出演了再演的旧戏，到了一九三四年已无丝毫新的情节。唯一给报刊市井留有谈资的是那个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炸开并盗走了无数珍宝的军阀孙殿英。这一年的元旦刚过，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到了，孙殿英被任命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尽管他知道这个任命的真实用意是把他弄得越远越好，但他还是梦想着占领一块地盘养精蓄锐之后卷土重来。可是，他的部队还没吃上几顿真正的西北羊肉便遭到了追杀——西北的军阀决不容忍任何势力涉足自己的地盘。孙殿英的步兵和马步芳的骑兵在戈壁荒滩上厮杀的过程激烈而短促，除了造成士兵和百姓死伤无数之外，很快就因为孙殿英部内部的分崩离析而结束了。到了三月，国人已听不到任何战事的信息。

曾经不断地成为战争主角的冯玉祥此时正在泰山上隐居，各路军阀忙着派兵往山上挑大洋给他：宋哲元每月五千，韩复榘每月五千外加五百袋面粉，孙连仲三个月一次三千。而冯玉祥全家粗布衣服白菜豆腐，只在星期日兴许炒个鸡蛋，所以成千上万的大洋除养活随从外，大量地被用于救济穷人和办平民学校，同时还要付给那些不断地被滑竿抬上山来的中国最知名的教授们——冯玉祥决心利用这个枯燥的年份补课。从小没读过书的他此时学得五花八门：《资本论》、《西洋史》、《进化史》、《生物学》、《天文学》，而《政治学》和《政治概论》分别是许德珩和邓初民讲的，《通史》和《心理学》分别是李达和张孝如讲的。

冯玉祥的隐居验证了国民党最讳言的党内离心离德的传言，这个传言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一批国民党党员居然抛弃国民党名称，不提三民主义，不挂国民党党旗，甚至连中华民国的国号都改了。但他们并不是始终想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军阀，而是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就已经入了党的老党员。忠实的党员都嫌弃本党了，可以想象这个党成了什么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逗留香港没来，山东军阀韩复榘和泰山上的冯玉祥冷眼旁观，阎锡山在山西的闭关自守更加严紧，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因密谋着扩充地盘只派来个代表，而广东军阀陈济棠眼下正在与江西共产党人的代表谈判，谈判的内容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他定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九三四年，甚至连中国的文人也开始疑惑中国是不是个正经八百的“国家”。这种面对千头万绪的社会现状绞尽脑汁的思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挑战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蒋廷黻，应战的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适。论战的内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专制独裁还是民主立宪？然而这个问题不是被辛亥的革命者早在帝制倒台的时候就用鲜血阐明过了吗？蒋廷黻撰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没有出路，不革命也没有出路”，只能持续内乱因而不能称其为“国家”。为了让中国看起来像个“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可爱的民主实行全面的“新式独裁”。以声明“少谈些主义”闻名的风流倜傥的胡适教授不同意，他撰写了《建国与专制》一文进行反击，反击的理由很有趣并且很有说服力：目前的中国“没有专制的政党、人和阶级”，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做独裁统治者。“建国”当然要建立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标志是民主政治，而“像我们这个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论战持续了很久，结果是既没弄明白现在的中国、也没弄明白将来的中国到底是应该独裁还是应该民主。

二十三年前，这个国家经过长期的痛苦酝酿和短暂的暴力行动推翻了封建帝制统治，然而革命使巨大的国家骤然裸露于政治混乱中。随后出现的那个以中国国民党为轴心的政权，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统一过中国，疆土、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的裂缝在这片国土上纵横交错。国家前景暗淡不明，军阀争斗无休无止，政治统治空前脆弱，各种新锐思潮与各类陈旧陋习冲撞演绎出畸形世态，掌握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集团导致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极端贫困——民国以来的中国，是一段无法叙述清晰的混乱时光，整个民族心灵麻木已久但睡梦浮浅极易惊醒。这种混乱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产生人类历史的惊人事件显得极其难得，因为当各种政治见解、政治主张和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纷纷滋生之时，在思想的旗帜下聚集起一支张扬和捍卫思想的武装力量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九三四年开年后那段沉闷的日子里，没有被军阀和教授惊动的中国百姓却突然有一天被军警的闯入惊动了：军警不是来搜查有没有窝藏共产党人或者违禁宣传品的，而是来搜查各家各户有没有老鼠和虱子的。

为什么？

因为新生活来啦！

这是蒋委员长说的。

蒋介石，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时年四十七岁的他此刻正和夫人宋美龄住在江西省府南昌城里的一栋官邸内。他们于一九二七年结婚，一千五百名贵宾出席了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盛大婚礼。基督教青年会的牧师宣布他们成为合法夫妻，一支俄国乐队演奏了《新娘来了》，然后一位美国歌手演唱了《请答应我》。南昌城里那座外墙结实的官邸内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蒋介石和宋美龄常常在这个花园里散步。一个力图打破一九三四年沉闷时光的好主意，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散步中产生的，而正是这个好主意使蒋夫人首次在中国频频露面——“新生活运动”，这一名称多少带有女性温存、活泼和琐碎的色彩。

一九三四年无疑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有三个理由支撑着他的政治地位开始呈上升趋势。首先是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暂时停止了，这不是因为《塘沽协定》对日本人起了约束作用，而是日本人在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需要巩固统治。其次是在与西北军和晋军于山东、安徽、河南、湖北展开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最终迫使冯玉祥下野、阎锡山辞职，并随即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再者便是消灭共产党人的问题已经明朗：自从国共两党分裂之后，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武装的军事打击从未松懈过。目前，国民党军的前锋部队已经距离最大的苏区仅仅数十公里。在铁桶一般密不透风的包围中，蒋介石确信共产党的红色武装插翅难逃。

半年前来到南昌这个“剿共”前线城市后，各种战况消息并没有消除蒋夫人在一九三四年开年以后感到的极度枯燥，倒是南昌城的杂乱和破败引起了她的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强烈回应。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们都谈到了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共同感受：绝大多数人精神浑浑噩噩，社会生活毫无生气。民众不分是非，公私不辨；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漠不关心。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穷人体弱污秽，萎靡潦倒——这幅悲观的图景，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即将分崩离析的前兆。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市中心广场上宣布：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了。之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中，着重列举了中国人举止不够文明的例子：随地吐痰、走路抽烟、头发很长、帽子歪戴、扣子不扣、穿拖鞋上街、厕所里的味道太臭、吃饭的样子太难看等等。蒋介石强调：不文明是国家不能进步的原因，而且还是社会混乱的根源。那么，如何不让中国社会发生混乱呢？只有中国人成为文明的国民。而如何成为一个文明的国民呢？只有人人参加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阐明新生活运动的要义是“礼义廉耻”——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介石说，如果能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和“衣食住行”四个字融合在一起，新生活便开始了，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便奠定了。蒋介石宣布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由他本人亲自担任。

一时间，南昌的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尘土——车夫们拉着陈年的垃圾向城外跑，然后把新鲜的黄土拉进来。人们纷纷佩戴起促进会制作的证章：一个盾形，表示自卫；中间一个指南针，表示准则；边缘红、黄、蓝、白四色——红色表示进取精神，黄色表示光明正大，而蓝白两色则代表青天白日。证章的图案被无限放大后悬挂在车站、码头、学校、娱乐场所、酒馆、茶楼、街区、浴室和理发室。童子军依据《新生活公约》在所有的公共场所监督人们的言行举止，甚至登堂入室检查居民是否一天洗了三次手，不够三次的必须立即就洗。然而，这个数千年以来便以贫困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遍地都是翩翩君子呢？

文人们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就是一切为了国民生活艺术化！”

蒋介石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就是使全国国民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

冯玉祥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无能到极点，经济贪污到极点，文化摧残到极点！”

就在新生活运动自南昌沿着中国的铁路线走向各大城市的时候，一封电报惊扰了蒋介石在这片颓败的国土上创造新生活的兴致：红军的两支小规模部队已经从被国民党军包围的苏区内跑了出来。

根据情报，这两支红军部队都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进入贵州的——即红军第六军团，蒋介石这时还不知道这是哪一支部队——行踪是西北方向，可以断定，这是企图与贺龙的武装会合。而另外一支却是向东北方向。可那个方向是大海呀？红军想要干什么呢？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消息传来了，往东北方向去的红军对福州发动了进攻。

红军第七军团进攻福州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这正是第六军团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那一天。

福州南临闽江，城墙高大坚固。当时城内外驻有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重兵沿城市周边交通干道驻扎，使整座城市的防御固若金汤。而进攻福州的这支红军部队只有四千多人，平均三个士兵才拥有一支老式步枪，至少一半以上的红军手里拿的是大刀或梭镖。第七军团对福州的突然攻击，无论如何都难以寻到合理理由，这也是让蒋介石感到困惑的原因。

第七军团是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内组建的一支部队。自组建之日起就一直在苏区内线与“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在保卫苏区的战斗险象环生的危急时刻，中革军委命令第七军团立即冲出包围，向北突击，因为在安徽南部有几个县发生了武装暴动。第七军团出发的时候，中革军委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因此这支红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于连续战斗兵力严重不足，第七军团出发前紧急补充了两千新兵，使整个队伍号称六千人，但实际上非战斗人员就有两千，其中包括中革军委派驻的随军工作团和五百多名挑着担子的民夫。七月六日晚上，这支由半数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组成的、武器极其原始并且由于跟着长长的挑夫队而行动迟缓的队伍，从苏区瑞金出发了。几天之后，在另一支红军的掩护下，他们渡过了闽江的上游，并由此走出了根据地，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国民党统治区。

按照抵达安徽南部的计划，第七军团应该直接向北，首先进入浙江西部。但是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命令他们改变方向，目标是东部的福州。第七军团并不明白此举的目的，只能忠实地执行命令。八月一日晚，他们冲破了国民党军四个营的阻击，占领了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水口。这里距离福州城仅仅七十公里。在水口，第七军团召开了“八一纪念大会”，作了攻打福州的战斗动员。官兵们情绪高涨，这不仅因为福州是个物资丰富的大城市，可以使红军得到急需的补给；更令红军官兵摩拳擦掌的是，他们被告之，当攻打福州的战斗打响时，城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将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然后打开城门迎接他们。

第二天，第七军团开始从水口镇向福州接近。

由于没弄清楚向福州逼近的红军到底有多大规模，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奉命沿长江日夜兼程赶往福州。

双方几乎同时到达福州，战斗接着就打响了。

这场发生在炎热季节里的城市攻防战只持续了一个昼夜。

面对着高大的城墙，年轻的红军士兵举着大刀和梭镖开始冲锋，而在他们的前方，从坚固的工事里射出的机枪子弹密如蝗虫。红军保持着他们一贯令敌人感到胆战心惊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冒着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尽管伤亡巨大，他们仍一步步地顽强向城门接近，其中的一股小部队一度打到了城北关。但是，第七军团最终没能攻破福州城防。而就在他们不断地流血和牺牲的过程中，眼前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丝毫没有发生武装暴动的迹象，直到战斗结束，紧闭着的城门也没有打开一道缝隙。

第七军团迅速撤离了。

这场战斗导致的严重后果并不是官兵的伤亡，而是第七军团彻底暴露了军事实力。国民党军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不过是一支力量单薄的“小股赤匪”。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自第七军团从福州开始撤退起，敌人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

第七军团艰难的转移由此开始了。

九月初，当第六军团辗转于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的荒山中时，第七军团到达了闽北苏区。一路上，数百名挑夫被丢弃，兵力损失近半数。闽北苏区虽然不大，但这里属于山深林密、物产富庶的武夷山区，其领导人是威望极高的老共产党党员黄道，因此成为藏身休整甚至是扎下根来开辟根据地的好地方。然而，第七军团的官兵们刚吃上几顿饱饭，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厉地批评他们在闽北的停留“迎合了敌人的企图”，命令他们继续执行前往安徽南部的任务。后来被证实的史实令人震惊：命令第七军团前往安徽南部是因为那里有几个县爆发了武装暴动，中革军委计划第七军团到达后在暴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就在第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不久，中革军委就得到了暴动已经失败的消息。

第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移动出闽北苏区，冲破两道封锁线后进入了闽浙赣苏区，与那里的另一支红色武装红十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是著名的红军指挥员刘畴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方志敏。但是，两支红军武装的会合并没有使闽浙赣苏区被围困的危机得到缓解，由于数支一直尾追着第七军团的国民党军此时也到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外围，所以刚刚成立的第十军团只能立即开始转移。

此时，在甘溪镇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正长久地徘徊在中国西南部的深山密林中。山中所有可以果腹的林木野草他们都尝过，每一处有可能突围的方向他们都试过。他们没有向导，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弹药，许多红军战士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因为没有鞋而赤着脚。他们以日月星辰辨别方向，以冰冷的山泉缓解饥饿，在灌木与乱石之间开辟道路，在枯萎的草丛中躲避藏匿。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患上了疟疾，高烧不退，已经无法翻山越岭，四个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他。但是，抬担架的战士很快就因为负伤、疾病和死亡只剩下一个人了。这个年轻的红军士兵把任弼时背在了自己的背上，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在后面托着他的脚。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的时候，这对革命夫妻刚刚有了一个孩子，部队要上路了，他们只有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从那时起他们再也没有得到过这个孩子的任何消息。在一个狭窄的山崖口，队伍通过得极其缓慢，尾随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身体极度虚弱的任弼时站在崖口处指挥部队，而在他的身边，年仅二十岁的警卫连连长余秋里提着枪，用强迫的口气让他立即随先头部队撤离。任弼时发火了：“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他索性坐了下来，一直坐到最后一名红军通过崖口。

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军阀决心将这些散落在深山中的红军斩尽杀绝。十月十七日，在第六军团遭遇重兵袭击后的第十天，他们发现自己居然又离那个噩梦之地——甘溪镇——不远了。第二天大雾，红军官兵进入了甘溪镇。他们知道国民党军绝不相信他们有勇气再次走入这个小镇，而对手的不备就是他们生存的希望。利用浓雾的掩护，红军官兵悄悄地穿过甘溪镇向东急行。当得知前面那个叫马厂坪的地方没有敌人阻击，是包围圈上一个罕见的缺口时，他们立即占领了有利地形，然后在一位猎户的带领下进入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大峡谷。第二天天明时分，穿过峡谷的这部分红军再次把包围他们的敌人甩在了身后。

与此同时，在甘溪镇附近，第六军团十八师师长龙云所带领的师后卫部队和五十二团被包围了。激战中他们与军团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在孤军作战数日后，这部分红军最终覆没。后来曾经给毛泽东当过译电员的五十二团的红军战士黄欣，是那场惨烈战斗的幸存者，他在数十年后回忆道：敌人的几十挺机枪向阵地上扫射，弹头打在岩石上叮当作响，火药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红军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光了。团长田清海牺牲后，二营营长代理团长指挥战斗；但是二营营长很快也牺牲了，于是三营营长接替指挥战斗。团政委方明理负伤后，三营营长要求政委立即突围，方明理坚决不离开阵地。那一刻，三营营长对年仅十八岁的黄欣说：“立即把政委背下去，不然我枪毙你！”黄欣用绑腿带把奄奄一息的政委绑在自己背上，顺着一条水沟往山下爬，在黑暗中过了一条小河后，钻进了密林中。黄欣背着他的政委走了三天三夜，第四天黎明时分，他听见了他熟悉的军号声，看见了他熟悉的红旗，那是五十团的队伍！九死一生的小红军黄欣没能高兴多久，因为他很快就听说龙云师长受伤被俘后被押往长沙，不久这位年轻的红军师长遭湖南军阀何键杀害。

第六军团那个叫张吉兰的女战士没有黄欣幸运。在一次战后掩埋战友尸体的时候，她在尸体堆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那是她的丈夫。张吉兰把丈夫满是血污的脸擦干净，把他们夫妻平时最珍爱的一把牙刷放进丈夫的口袋里，然后把丈夫埋葬了。张吉兰因为悲伤和生病身体极度虚弱，五十团的政治部主任把自己的马让给了她，瘦弱得如同秋风中的一片落叶的张吉兰在马背上说：“广西人都说猴子会骑马，我像不像呢？”几天后，她连趴在马背上的力气也没有了。她被留了下来。不久后，当张吉兰觉得又有力气走路的时候，她决定去追自己的队伍。但是队伍在哪里呢？张吉兰得出的结论是：追击红军的敌人到了哪里，自己的队伍肯定就在哪里。在一个山洞里，她把自己的头发剪光，装成男人报名参加了国民党军。她跟随敌人的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终于有一天接近了红军，而且距离如此之近，她几乎可以看见隐约闪现在灌木丛中的那些虽然褪了色但依旧夺目的红色五角星。张吉兰立刻抱着枪向红军阵地跑去。她扑进一条河，拼命向对岸游，就在她感到可以回到久已未见的战友们温暖的怀抱时，身后的枪声响了。张吉兰想喊一句什么但没有喊出来，她挣扎了一下便在河面上消失了，消失在一个血红色的旋涡里。

从重重包围中冲出的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淹没在一九三四年纷杂混乱的历史中了。年轻的红军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没有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特别的异样：使用着原始农具的农民依旧在日复一日地春种秋收。破败小镇上的烟馆和妓院依旧烟雾缭绕。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贸易依旧保留着以物易物的方式。大城市中的教授和学生还在讨论着到底该不该崇尚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鸳鸯蝴蝶派的缠绵小说正在畅销。政府的税收和国民党军的摊派年复一年地实施着。戏院的喝彩声依旧夜夜响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亲赴山东参加盛况空前的祭孔大典。上海江湾举行了前所未见的大规模集体婚礼。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观者如潮——听说南京政府已经与日本人开始了新的谈判，而“赤匪”不过是几个政治人物带领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南方农民。一九三四年，对于这个国家的数亿人口来讲，普通百姓需要关注的事名目繁多：官场的升迁，生意的起落，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庄稼收成的丰歉……那么，又有多少中国人会对政府声称即将“剿灭”的“赤匪”的现状和行踪给予特别关注呢？

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的部队陆续迎来了从绝境中走来的第六军团幸存的官兵。所有的食物和衣服都被拿出来送给这些骨瘦如柴的兄弟。两支部队的红军相拥而泣之后举行了联欢晚会。

深山静谧，篝火熊熊，因为拥有理想和信念而能够战胜一切苦难的红军士兵此时此刻享受着无比的快乐，他们跳着唱着：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

人民拥护真多多。

红军打仗真勇敢，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

我们真快乐。

无论是对于一段历史还是一段人生来讲，快乐是什么？在偌大国土上的这偏僻一隅，烈烈燃烧的篝火向着夜空腾起璀璨的火焰。谁能透彻地解释，那些幸存下来的红军士兵在这个夜晚歌声为何嘹亮？快乐从何萌生？

逐渐明朗起来的历史表明，虽然相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讲面积很小，但对于聚集在红色苏区里的那些头戴红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随着他们的青年农民来讲，在一九三四年夏秋交替的季节里，一段新的历史——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灭亡——的确就要开始了。只是那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即将发生的前兆。